清同治三年（1874年），中国上海从日本首次引进了三百辆黄包车，所以又叫东洋车。1898年，四川商务总局宋云岩在成都创办快轮车即黄包车公司。但其后黄包车与轿行争利肇事打架，官府就禁止黄包车运行了……到1906年，商务局总办沈秉堃很赏识傅樵村，拨了些银两，委他置备数十辆车作青羊宫花会交通之用。
此时傅樵村的“阜利公司”就在谈家公馆里生产黄包车。所以说起来，傅樵村又是成都搞“工业”的老前辈企业家！
傅樵村正想靠造黄包车赚点银子填补彩票“黑窟窿”，哪晓得谈知州家探知到傅樵村的“工业馆”在此，有木铁工匠一百多人，洋车材料堆积遍地，搬迁肯定困难，就趁机要挟涨房租。傅樵村无奈之极，好话说了几箩筐，房租每月加10两……黄包车造毕，傅樵村再无财力供房租，慌忙于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十四转租贵州馆街的廉价住房。
这时傅樵村因彩票积亏捉襟见肘，要把留在谈公馆未搬、约值银二百多两的造车剩料搬回。而谈知州说还欠房租，高矮不准搬走，厉声扬言：“任你打官司，我是不怕的！”
傅樵村气得发昏，事后逢人就诉苦大叫：“对我尚如此不可以理喻，他当官时对百姓的手段就可想而知了。诸公，诸公，公理何在！”
朋友苏星舫对傅樵村说：“樵村，只怪你乱想汤圆开水喝，才弄得一蹶不振！两年前（作者注：指1904年），你以川中报界名流身份，去日本世界博览会考察，你啥子不买，掏空钱包买了几大口袋各国书籍、图表，在四川是最早从日本购进油印工具！归国时你雄心勃勃写诗：‘秀才出了门，更知天下事。踏遍东西球，遂我平生志。我生不逢辰，长才困专制。今日归故乡，桑邦能展翅！’你还是一心吃油墨饭吧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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